郑现莉：不应夸大中美军事冲突的危险性

　　在金融危机的压力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1月5日公布了一份题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新军事战略报告，暗示美国将缩减陆军规模，并减少在欧洲的军事存在，转而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维护亚太的“安全与繁荣”。

　　这份报告在中国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有些网站打出了“抗美救国、转型备战”的口号，军方活跃人士也在纸媒撰文提出“中俄有必要联手阻止美国屠戮弱国的行为和建立帝国的战略野心”。作为军人，天职就是以武力保卫国家利益不受任何人的侵犯，备战应该是他们在和平时期时时刻刻的工作中心。但作为整个社会来说，轻易言战却并不一定是国家之福，这是牵涉到国家未来发展战略和军事建设方向的大事，凭一时激情做决定是会让整个民族付出惨重代价的。

　　就100多年的中美关系来说，最好的时期莫过于二战期间的合作对敌，真正结怨始于内战时期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由此导致1949年后大陆中国奉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更由于在朝鲜战争上兵戎相见，直至七十年代的解冻，中美两国关系陷入最低谷相互隔绝长达20多年。此后虽时时因一些事件诸如1989年政治动荡、银河号事件、轰炸大使馆、南海撞机以及售台武器等问题引起外交冲突，但两国在经济方面的交流却一直在顺利发展。总体来讲，中共建政以来的60多年里，中美关系一直在改善的趋势是很明显的。

　　当然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远非是公正合理的，30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对高技术装备的对华出口进行限制，对中国收购美国企业资产的纯商业行为横加干涉，再加上频频的反倾销调查，时时刺激着中国人敏感的神经。反过来，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开放度早已涉及到诸如航空、农业、金融等战略性领域；中国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制造出的大量消费品换来的宝贵的外汇储备大部分转化成了美国的政府或企业债券，成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可以说，美国在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中占得了绝大的好处，而中国却承担了大量的损失，中国人有足够的理由对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表示愤怒。

　　但是这种愤怒却不可以用战争手段解决。日本、德国也曾经与英美的经济关系中处于中国今天的弱势地位，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企图靠武力翻身，但都以失败告终。相反二战后日德摒弃战争政策大力发展科技，很快就成为经济大国，在一些行业还取得了相当的优势。同样，中国要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也只能靠政治进步理顺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增加内部需求减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同时大力推进科技研发，将我们的产业结构提升上去，这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草率地倡言战争曾经让我们这个民族付出过濒临亡国灭种边缘的代价，历史的教训不能被轻易忘记。晚清的洋务运动一度让中国萌发复兴之象，甲午战争时建设成果毁于一旦，1900年竟然向11个世界强国宣战，使中国彻底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直到1949年才算初步完成了内部力量的整合重新踏上工业化复兴之路。

　　即使我国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完成了产业结构升级，在主要高科技领域已对美国的垄断地位提出挑战，由此引发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很小。到那时中国更强的核反击能力将使两国的战争成本变得无穷大，任何一方都无法承受，基于经济利益的矛盾将使双方只能坐在谈判桌前和平解决。从二战以来的历史看，核大国之间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直接军事冲突就是明证。欧洲国家从两次世界大战中汲取教训开始走上联合之路，中美关系虽由于地理因素的限制不可能走得很近，但避免战争则是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在。

　　中美之间最容易产生冲突的领域还是台湾问题，但即使出现最坏的情况，台海战争爆发也不足以使美国冒着与中国进行核大战的风险做大规模介入，其更可能参与方式无非是为台湾提供武器装备。1958年的金门炮击事件早已检验了美国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当时是苏联的核武器吓阻了美国，而今天中国自己的核反击能力已足够提供类似的保护了。